滇商

变革

从世博到南博，春城再启“新图景”

在新的历史机遇之下，滇商桎梏，如何破解？顺势而为，亦是为商之道。面对新的形势，时间来到当下，滇商亦开始面临全新的挑战。自99世博会后，到今天“滇商精神品质与内涵，就总是与大山，与马帮结缘。不少学者，亦把滇商精神总结为“马帮精神”。自然也就造就了滇商“坚韧、勤劳、诚信、包容、睿智、创新，以及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品质。”“一带一路”“泛亚国际铁路”等国际化的战略术语中，让身处西南的昆明，获得进入南亚、东南亚国际经贸大舞台的入场券，云南显然已经开始进入另一个崭新的商务频道。

就最新的招商引资、经贸成交数据，就不难看出，昆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吸引力。第3届南博会暨第23届昆交会累计外经贸成交251.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9.8%；外贸签约和成交完成126.1亿美元，同比增长8.6%（出口70.9亿美元,进口55.2亿美元）；利用外资95.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.5%；外经贸签约项目12个，合同金额26.9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69.2%；签订外来投资项目903个，签约金额7850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0.8%（内资项目815个，签约金额7256亿元人民币，外资项目88个，协议外资95.8亿美元）。

全新的经贸机遇，必然让“春城”的城市发展与革新，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格局之上——春城新图景，再次显现；昆明的国际格局已然打开，不少全国、全球500强大商贸企业开始落地云南，谋求新的发展机遇。

而这一个大市场，显然，比古滇商的范围要大得多。以新昆明为中心，依托南亚、东南亚国际市场，寻找新的经贸发展机遇，成为了不少商人的新谋略。而身处其中的滇派商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
滇商

转型

革新与转变，百年滇商品牌重构

显然，机遇存在，而面对新的形势，困难也同步显现。

有这样一段话，似乎可以很形象地形容当下企业发展的困局：“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里？你甚至突然发现，你曾经欣喜若狂的市场竟然突然消失了？你甚至突然发现，那些曾经自觉使用不完的资源，竟然不再有人需要。”

在不少学者看来，仅仅依靠基础投资拉动的经贸发展，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，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危机。革新、转变，似乎成为了最为时髦的话题。但是如何革新？如何转变？历经荆棘的百年滇商，亦面临同样的新问题、难问题。

而我们又总会发现，那些敢于创新、敢于抱团、敢于学习和交流的企业，又总是能够非常快速地适应市场的大变革、大转变；并且，随着大势的改变，他们的品牌也越做越大，核心竞争力也越来越强。而在不少企业经营者看来，“平台”效应越来越重要，如温州商帮的融资平台，是很多企业所不能达到的；同时，在企业转型、革新之时，亦不能够再忽视“品牌”的力量，因为，简单、粗暴的工业或农业制造与种植，已经不能够战胜汹涌而来的品牌大潮。而平台如何搭建，如何实现全新品牌的孵化？并能够让滇商，在此基础之上“聚力而行”等等，亦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。亦需要，一个企业领袖，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，为企业探寻风向。 目前来看，滇商群体中有这样一位企业家备受推崇，他是“褚橙”的打造者，亦是新时代背景之下的滇商代表。未来滇商翘楚在哪里？你的机遇和平台又在哪里？

云南

商帮

喜洲商帮

喜洲是大理古城北部的一个集镇，西临苍山，东濒洱海，是白族聚居地区。喜洲是白族文化和民居艺术荟萃的博物馆，在大理，喜洲白族民居建筑集白族建筑之大成，做工古朴又精细，十分典型，其建筑构思受佛禅思想的影响，无不渗透着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意识。

喜洲是云南著名的侨乡，远在清代，世居喜洲而又擅于经商的白族人家便沿着茶马古道走出国门，远足他乡，以一种特殊的马帮文化走出了一条南方丝绸之路。

喜洲人自唐代起就到中南半岛经商，在清光绪年间形成了“喜洲商帮”。“喜洲商帮”将分支机构设到缅甸、印度等国，在英国、美国也有他们的代理人。喜洲商帮在清光绪年间，就引进先进的管理手段，个人集资形成“股东”，最早在我国形成了“股份制企业”。

腾冲商帮

腾冲，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对外开放口岸，自古是我国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。19世纪末，20世纪中叶腾冲商帮的崛起和翡翠文化的形成，腾冲商帮已发展成为跨地区、跨行业的广大商帮群体；1939年拥有93个行业、大小商号1239家，大商号资本已达上万银圆。

一千多年的驿道商贸和文化交往，尤其是元明以来，古商道上珠宝玉石贸易大规模兴起，处于南丝古道陆上码头位置的腾冲，便成为这条古道上的重镇和珠宝玉石的聚散地。这些庞大的马队商帮，促进了滇缅贸易的繁荣，从而涌现了洪盛祥、永茂和、茂恒等腾冲商号。

鹤庆商帮

鹤庆商帮，泛指晚清至民国年间云南鹤庆那些以贩运贸易和进行进、出口商业活动为主业的大商家。鹤庆商帮盛极一时，同心德商号、兴盛和商号、福春恒商号、恒盛公商号等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商号。

蒙自商帮

蒙自商帮的崛起与建水乡绅朱家紧密相关。朱家祖先籍贯江苏南京，明朝洪武年间来到云南，定居建水县白家营村，清朝同治年间到了朱广福这一代，把家迁到了建水老马坊村，从此朱家走上了中兴之路。朱广福大胆筹集资金成立了“朱恒泰”商号到个旧开采锡矿，又购买下多处矿址，成为了集锡矿的开采、选取、冶炼为一体的大东家。

此后，朱家又继续扩大了商贸的规模，搞起了进出口贸易，把个旧出产的成品锡锭，经过蒙自运到广西百色再转运香港，由香港运回棉纱、百货等洋产品。清朝光绪15年，蒙自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关，锡锭的运输改由陆路经过个旧——蒙自至蛮耗装船沿红河顺流而下通过越南东京（今河内）抵达海防，再由海防上远洋轮船运送到香港和西欧。

当时，云南的商帮中来自建水的“临安帮”与“昆明帮”“腾越帮”齐名，而朱家名下的企业“朱恒泰”就是“临安帮”的首富。